纵然战死亦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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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战死亦心甘

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是由其盟兄陈其美介绍的。1908年夏，蒋介石东渡日本学军事归国度假时，由陈其美在上海介绍加入同盟会，他经常随同陈其美出入一些游乐场所，听从陈的指挥，对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理论并不重视，一些活动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

开始他并不引人注目，后来则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国民党的史学家们都称蒋介石的部下为“敢死队”。在带领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之前，他给母亲写了封信，信中恳切地希望母亲“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从他母亲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刚强的母亲。她在给儿的回信中说，“献身与否均由你的事业决定。家中的事不必挂念。”

辛亥革命中的杭州起义胜利结束了，尽管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作用与重大得多的整个事业相比显得很有限——而且这场战斗的胜利充其量也只能算整个杭州起义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认为他干得挺不错。后来，一位将领写了本不长的书《浙江独立纪实》，书中把蒋介石当作英雄特写了一番。为表敬意，他献给蒋介石一本，并随书附信一封。按照儒家的风尚，蒋介石回信说，他无功受奖，受之有愧，并希望此书再版时，作者也能公正地评价一下书中未曾提及的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其他人员。

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运动的状况：清政府被推翻了，但这种变化的结果只是仅仅让另一个清朝的官员上台，而他对孙逸仙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毫无兴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变化还有什么意义呢？蒋介石觉得幻想破灭了，他不甘谋职于袁世凯麾下。也就是在那1912年8月，他决定返回东京继续学习他的军事。

他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经常由他自己撰稿。他的第一篇军事政治著作就是在1912年至1913年这段时间写成的。他在《军声》创刊号上撰文表示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民族和睦相处，只需警察来维持秩序，没有战争，因而也无需军队。他更现实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势，指出俄国和日本最有可能与中国为敌。他排除了中国能经受得住俄国人进攻的可能性，指出实际上无论侵略来自何方，中国都不堪一击，并大声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万人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就中国的面积和当时庞大的人口而言，这已是相当小的兵力，但这也将花去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

他还强烈批评了把军权和民权集中于省总督一人之手的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要是不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一个松散的拼盘，因此，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

蒋介石发表这通狂论时是25~26岁。20世纪20和30年代，戴高乐就法国的国防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书籍，并引起了争论。这样看来，蒋介石发表类似文章时比戴高乐要年轻10岁。尽管那时人们同样爱好争论，但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是否引起过类似的争论并无记载。不过，当时他还很年轻，又不太出名，而且文章还是在一个异邦的首都写出来的。

那时候在远东，任何一个想从事军事生活的年轻人学习军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日本，然后才能轮到另一个军事强国德国。蒋介石正打算去德国继续他的军事学习时，孙逸仙为推翻袁世凯而发动了“二次革命”。蒋介石立即赶往上海投奔陈其美，担任了陈的参谋长。

1913年7月23日，按照事先计划，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但这次也和以前一样，革命者举事迅速，失败也迅速。他们攻打的制造局防守严密，战斗中蒋介石还被一名哨兵抓获，但他设法逃了出来。

蒋介石失败了，但并没因此而失宠。在孙逸仙眼里，他甚至变得更坚强了。要说孙中山是个成功的革命领袖，似乎不大恰当，但蒋介石对他身处逆境所表现的勇气倍加钦佩。

御用的传记作者因此而认为他俩的亲密友谊即始于此时。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俩同赴日本寻求避难。他们的党被背信弃义的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领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民国在遭到极度痛苦的挫折后土崩瓦解了。不错，他们革命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遍及全国各地，但绝大多数地区传来的报告都令人沮丧。

南方的局势尤其险恶。陈其美认为，不管怎么说南方受革命影响较大，而真正的革命目标其实应该是北京和北方。孙博士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便将他派往大连，在那里花了6个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但结果一无所获。

现实是无情的。在国民党和袁世凯的斗争中，国民党不论哪方面都要略胜一筹。但他们的组织涣散，情报不可靠，治安防卫漏洞百出，蒋介石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问题，1914年春他再一次意识到上述问题。这一年他被派往上海去执行一项任务，在那里组织一起暴动，他计划制订得十分完善，但方法有点欠缺。他打算一动手，就马上占领该城四周和海洋附近所有重要的战略点。但上海镇守老奸巨猾，一年以前他曾遇到并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安全防范设施十分有效，5月30日，他派警察对蒋的总部突然袭击，进行搜查，部队和警察一下包围了蒋介石正打算去的一个朋友的家。

蒋差一点被抓了起来。当他从远处看到围着一群人时，就赶紧逃之夭夭了。

蒋介石回到东京，开始整天钻研中国哲学和军事著作，并且开始每天晚上在日记中记下白天所干的事。

由于那时他没有多少事可做，所以有人猜想他并没多少东西可以往日记里写。但记日记的习惯已缠住了他，他一直将这个习惯保持到死。